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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845年，唐军在平定昭义节度使之乱时军费不足，于是向西明寺借钱10万贯。唐武宗得知后大怒，堂堂帝国，竟然沦落到要向寺庙借钱养军？毕竟钱借了是要还的，寺庙这么有钱，不如直接没收好了，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灭佛运动由此拉开帷幕。

之所以说是第三次，是因为之前也有过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，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、北周武帝宇文邕，加上唐武宗李炎，以及后来的后周世宗柴荣的四次灭佛运动，史称“三武一宗灭佛”。

灭佛的原因很简单，和宗教、文化、信仰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只和一件事有关，那就是朝廷没钱了，而寺庙有钱。

在历史上僧人不用交税，不服兵役和徭役，还收养大量人口。以北魏太武帝时为例，仅长安一地的寺庙，就隐匿良田30万亩，还有5万人口依附于寺院。光这些人口就相当于关中地区20%的壮劳力，国家的税基和兵源都受到严重侵蚀。

公元446年，在平定盖吴起义的过程中，官军在长安的寺院中发现了藏匿的兵器，以及僧人和女子秽乱的证据，拓跋焘的愤怒到了极点，随即颁布《灭佛诏》。

这次的灭佛，拆毁寺庙2600所，还俗僧众十五万人编入朝廷户籍，没收良田120万亩。

这次的灭佛，短期红利明显。灭佛后，北魏的赋税收入激增25%，仅从寺庙中没收的铜像熔化就铸钱30万贯，相当于全国半年的铸币量。15万还俗的僧尼极大的充实了税源和兵源，在后面对刘宋的战争中，这些还俗的僧尼也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灭佛运动并非单纯的宗教迫害，而主要是经济原因。灭佛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，而非彻底消灭佛教。灭佛运动过后，佛教往往又会逐渐恢复。

因此，仅仅过了130年，到了北周时期，佛寺的势力比以前更盛了。全国有寺庙超过1万座，拥有良田300万亩，僧尼上百万人，依附于寺庙的人口占全国10%，其中壮劳力占全国的30%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北周武帝宇文邕果断开启了第二轮灭佛运动。百万僧尼被勒令还俗，算上依附人口，共有300万人被纳入朝廷编户齐民，又从其中扩充军队20万，这些军队使得北周在对北齐的战争中占据了明显优势。

此外北周还抄没庙产黄金5万两、庙田500万亩，这些人口和良田，使得北周的粮仓储量比灭佛前增长了3倍。北周的国力一时间大幅增加。

又过了280年，就到了唐武宗时代了，两次遭到灭顶之灾的佛寺比之前更昌盛了，凸显了这些佛寺旺盛的生命力。

这个时代的佛寺数量已达到4.6万座，拥有良田4000万亩，占全国耕地的 15%。 寺院还“蓄养奴婢、部曲（私人武装）”15万人，甚至“与藩镇勾结，对抗朝廷”；更严重的是，寺院通过“鬻度牒”（卖僧尼身份）敛财，导致“贫者破家卖子，富者倾财为僧”，朝廷户籍和税收体系彻底崩溃，大唐四分之一的赋税流向了“佛门”。

当唐军找寺院借钱之后，唐武宗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会昌灭佛开始了。此次共拆毁寺院4600余所、招提兰若（小庙）4万余处；没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将奴婢、僧尼近百万人转为国家编户。

从寺院抄没的铜佛像熔化后铸钱150万贯，铁佛像则冶为农具，共获得农具20万件，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。

会昌灭佛朝廷共增收 “良田千万顷，税钱数百万贯”，这些财富的增加，使得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甚至于恢复到了安史之乱前的赋税水平。从财政的角度看，这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赎，至少为唐朝续命了几十年。

一转眼又过了90年，已经是后周显德二年（公元955年），朝廷同样遇上了财政危机，国库里的铜钱还不到10万贯，军队连冬衣都发不起。但全国却有佛寺3万余所，僧尼60万人，于是后周世宗柴荣有样学样，举起了灭佛的武器。

此次灭佛新增纳税人口15%。仅铜佛像熔化铸钱就达到100万贯，是国库的10倍。铜钱的流通量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，商业税也激增 30%。

从这些灭佛运动中可以看出，朝廷财政吃紧是灭佛的主要原因。佛教寺院在经济上的过度膨胀，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。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，僧尼免除赋役，导致国家税源流失。每当国家财政陷入困境，统治者便会通过灭佛来没收寺院财产，缓解财政危机。